1955年，解放军首次大授衔，1052名开国将帅里，有一个人拿到的勋章，全军找不出第二个。
五枚一级勋章，挂在一个少将胸前。 更奇的是，当时有八位将军联名写信，说他的军衔定低了。
而他本人，却一口回绝，一次都没松口。这个人叫谭友林。
一个苦娃子，从洪湖边走出来
湖北江陵，洪湖边上。
1916年11月，谭友林出生在这里。父亲死得早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 九岁那年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剩下孤儿寡母，靠给人帮工勉强活着。
穷人家的孩子，眼睛睁得早。谭友林从小就想明白一件事：靠自己熬不出头，得找一支队伍。 不是为了混口饭，是真的想让穷人也能站起来喘口气。
1929年，他开始接触地下党组织。1930年，14岁，加入共青团，同年冬天，被地方党组织推荐进入洪湖苏区军政学校读书。学校招生要求年满18岁，谭友林撒了谎，报了个大的年龄。 老师们看他脸上稚气还没褪，心里都明白，但念在他父亲死得早、家乡又在敌占区没法回头，就把他留下了。
毕业后，他被编入鄂西区警卫营通信班。发下来的土枪比他人还高，他拿过来就找了把锯子，把枪托锯短了一截。 穿着不合身的军装，背着锯过的枪，旁人看着好笑，但没人骂他，因为大家都清楚，这个娃娃是真的想上战场。
绳子捆着，刀架在脖子边，贺龙路过了
1932年秋，湘鄂西苏区的局势已经烂透了。
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，对外打阵地战，对内搞"肃反"扩大化。 一大批干部被扣上"改组派"的帽子，万涛、柳直荀先后被清除，段德昌后来也没能逃掉。红三军被迫向湘鄂边开始7000里大转移，撤退的路上，夏曦又搞起了"火线肃反"。
谭友林那年16岁，他在红三军红九师当警卫员，先后给三任师政治部主任鲁易、刘赤光、王瑞卿做过事。这三个人，后来一个接一个被扣上"改组派"的帽子杀掉了。
保卫局长江奇随手就把谭友林也抓了。 理由简单得令人发指：首长是改组派，警卫员肯定也是改组派。
谭友林不肯认罪，还替三位首长说话，结果被打得半死。行军的时候，他和段德昌的警卫员花娃被拴在同一根棕绳上，脖子上架着子弹袋和米袋，腰弓着，脖子伸着，走起路来像两头负重的骆驼。
部队从巴东过了长江，天就开始下大雪。野三关的山路窄得像悬在崖壁上的一条布带，谭友林早就没了鞋，光脚踩在冰凌上走，脚后跟裂开的口子一步一个血印。
越往上爬，空气越薄。花娃一个磕绊摔倒在雪坡上，谭友林被绊倒，两个人趴在雪地上动弹不得。特务班长去报告了江奇，江奇只冷冷说了一句：走不动就杀了嘛。
特务队员提着刀走向了花娃。鲜血把雪地染红了一片，花娃死的时候，两只手还在雪里刨出了两个坑。
16岁的谭友林亲眼看见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特务队员提刀转向他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贺龙骑马从旁边经过，听见哭声就问了一句，走近了定睛一看，愣了。他追问下去，特务队员回答：谭友林是改组派。贺龙当场就火了，他说一个洪湖边连父亲都没有的苦娃子，他知道什么叫改组派。 站在旁边的关向应也开了口，说谭友林当油印员时就是模范团员，鲁易当初要调他来当警卫员，人家单位还不肯放人。
贺龙直接冲着江奇下令：快把谭娃儿给我放了，我替他打保票。
绳子一解，谭友林扑过去，腿一软，直接昏了过去。
贺龙让警卫员把他捆在马背上，驮下山去，找了农家养伤。
一直到1933年开春，谭友林才回到队伍里。
1934年3月，红三军恢复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后，谭友林成了第一批被吸收的新党员。
19岁的主力师政委，草地上被绑在马背上过的
1935年4月，谭友林任红六师十七团政委，在湖南湘西塔卧与敌陶广纵队打了一仗。
打到一半，守着山头的敌人扛不住了，举白旗说要谈判。谭友林不顾营长劝阻，亲自带着警卫班往前走，刚一露头，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了。 子弹穿过他的右臂，血流不止。他简单包扎了一下，又回到阵地上接着打，直到战斗结束。
那颗子弹在他右臂里埋了整整两年，后来经过两家医院、八次手术，才把弹头和碎骨一点点取出来，右臂算是保住了，但那条疤，跟了他一辈子。
1935年11月，红二、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长征。出发前，军团指挥部把鄂川边、龙桑、龙山三个独立团合编成红二军团第五师。贺龙把19岁的谭友林放到了这个新编主力师政委的位置上。
师长是贺炳炎。两人搭档没多久，就迎来了一场硬仗。
1935年12月22日，部队走到湖南绥宁瓦屋塘，撞上了国民党陶广纵队的阻击。五师的主攻团连续几次冲锋受阻，伤亡惨重，团参谋长王尚荣受伤被抬下火线。贺炳炎亲自带敢死队往上冲，右臂被一发达姆弹打碎了骨头。
没有麻药，没有手术室，贺炳炎让人拿木工锯把右臂锯了下来。 整整两个多钟头的手术，19岁的谭友林就在外面，沉着指挥部队顶住敌人进攻，一边保住了主力的转移通道，一边替贺炳炎抢出了手术时间。
过草地的时候，谭友林染上了伤寒，连续高烧不退，右臂旧伤又感染化脓。警卫员没办法，把他绑在马背上跟着队伍走。 贺龙给下面的人下了死命令：谭友林无论如何不能死。他专门派了老中医杨云阶，一连灌了五十多副草药，谭友林才慢慢缓过来。
周恩来见到这个年轻的师政委，管他叫"娃娃政委"，说他"有政治委员的水平"。
东北剿匪，《林海雪原》里那个小分队战术的来历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谭友林被派往东北，担任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司令员、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副旅长。
那时北满的匪患闹得非常凶，六万多人占山为王，多数是被国民党收编过的政治土匪。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把剿匪当成建立根据地的头等大事。谭友林接手这摊烂局，一开始就发现了一个死结：派大部队进山围剿，就像拳头打跳蚤，打得猛，就是打不着。
他琢磨出了一套新打法。
把部队拆开，编成精干的小分队往山里钻。
把老爷岭东北部划成六个片区，每个片插进去一个营的兵力，这叫"楔子"。在土匪常进常出的路口派小分队住下来不挪窝，像钉进去的"钉子"，首尾能接应。再派更精干的小分队像"锥子"一样扎进深山，顶着风雪到处搜，发现动静就扑上去猛打。
这三招合在一起，就是后来小说《林海雪原》里那种"小分队"战术的真实来历。
为了抓匪首谢文东，谭友林专门跑去四道河子，找到一个熟悉底细的"蘑菇老人"，问出了谢文东可能从封冻江面上过江逃跑的路线。他马上派一个副连长带小分队，化装成土匪模样，蹲守在江边。
谢文东果然领着一百多个匪徒摸过来，被包了饺子，只有谢文东一人跑脱，没多久也被另一支"锥子"小分队活捉了。1947年4月初，合江地界上四个最大的匪首，一个都没跑掉，全被抓获。 谭友林因此得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。
云山，美军骑兵第一师，从没打过败仗的王牌
1950年10月，谭友林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的身份，随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。
志愿军司令部把攻克云山的任务交给了三十九军。云山是朝鲜北部的交通枢纽，守在里头的，是号称"一百六十年没打过败仗"的美军骑兵第一师。
总攻时间原定11月1日晚间19时30分。当天下午，前沿观察员报告：敌人有一部分坦克和汽车开始发动，像是要撤退。这时候离原定总攻还有四个钟头。
谭友林马上赶回军部，跟军长吴信泉、政委徐斌洲紧急商量，决定提前总攻，同步上报志愿军司令部请求批准。
15时40分，炮火一通覆盖，三十九军全线冲上去了。
打着打着，志愿军官兵才反应过来：对面根本不是情报里说的南朝鲜军，是美军。谭友林和吴信泉没有退，指挥部队把夜战、近战的本事全使出来——正面进攻，侧后穿插，两头同时使劲。
一一六师有一个连从防守空当里直插云山城。守桥的美军把他们认成了南朝鲜军，大大方方让开了路。这个连走过大桥，一下子端掉了美军第三营的指挥所，营长奥蒙德当场被打死，大桥随即被控制，美军往南撤退的退路就此被堵死。
激战打到11月3日夜里，被围住的敌人全部被歼灭干净：毙伤俘敌2046人，其中美军1840余人，击毁缴获坦克28辆、汽车176辆、各种炮190门。
彭德怀后来专门讲了一句话：三十九军打得好，美骑一师这个"王牌军"从来没吃过败仗，这一回可败在咱们三十九军手底下了。
这一仗，让谭友林在朝鲜战场获得了迟到几十年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——当年勋章准备好了，部队奉命回国，勋章没来得及颁发，直到1992年，才正式补授到他手上。
八将军联名写信，元帅主动认错，他一口回绝
1955年，全军大授衔。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消息一出，原红二方面军的一帮老战友坐不住了。王震第一个开口，说谭友林怎么能才是少将。 紧接着，一封联名信送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桌上。
在这封信上署名的，是王震、萧克、李达、甘泗淇、贺炳炎五位上将，加上余秋里、王尚荣、杨秀山三位中将，八位将军联名，只为一件事：要求给谭友林提升军衔。
信里列的理由很清楚：谭友林在红军时期就担任主力师政委，与他同一时期的廖汉生、张志达一批人，授的都是中将。他在解放战争最高职务是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副军长，卡在"副军级"这条杠上，评个少将，按规定不算错，但放在他的整体资历里，确实亏了。
罗荣桓接到信，重视起来，亲自把谭友林的档案调出来重查了一遍。
过了不久，他专门找谭友林谈了一次话，当面说出了那句话：友林同志，你的军衔授低了，凭资历和职务，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是我们总政的工作做得不够细。
元帅向少将认错道歉。这种事，在1955年授衔那会儿，几乎闻所未闻。
谭友林怎么回答的？
他说，跟这些战友比什么？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，命早就丢在战场上了。我现在有了家，儿女满堂，当了将军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
说完，他回去挨个给那八位将军写了信，一一道谢，同时说清楚：自己对少将军衔没有意见。
总政后来又派人来找过他好几回，商量要不要调一下军衔，他每次都婉言谢绝了。这场授衔风波，就这么静静平息了。
五枚勋章，每一枚后面都是一段泡在血里的经历
军衔上留了遗憾，勋章那边，历史没有亏待他。
1955年，谭友林拿到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 三枚一级勋章，在1052名开国将帅里，同时拿全的共142人，其中少将只有14人，谭友林是其中之一。
三枚勋章的授予标准，分别对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师级以上干部、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旅级以上干部、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以上干部。谭友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踩到了这条线，而且都是硬打出来的，没有一枚是靠资历混来的。
1988年，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 这枚勋章的授予条件是：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，1965年5月21日以前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军队离休干部。谭友林1930年入伍，1955年授衔，两个条件都够。
加上1992年正式补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，五枚一级勋章全部集齐，在开国将帅这个群体里，找不出第二个人。
这五枚勋章，分别对应谭友林走过的五个历史阶段：湘鄂西的肃反风暴、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、东北林海的智勇追剿、朝鲜战场的铁血交锋、建国后的岁月沉淀。
每一枚勋章后面，都跟着一段泡在血里的经历。 而那枚少将军衔，放在这五枚一级勋章旁边，显得格外安静。
1960年后，谭友林历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、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及政委、兰州军区政委，当选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。
晚年，他在书房里亲手写了一副对联："无情岁月忙中乐，有味诗书苦后甜。"
写这副对联的那只手，右臂上经历过八刀，疤痕弹洞令人触目惊心。这副看似平静的文字，是他用那条伤臂写出来的。
2006年5月22日，谭友林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0岁。
他生前说过的那句话，到今天读起来，还是叫人心里一颤：和牺牲的战友比，儿女满堂已是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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